学员说—广州区管二室第一期学员见习交流会圆满完成

德性要求是以实现内心德性为目的，其出发点是仁，其落实点是日用伦常。

[27] 郭璞《山海经图赞下·驺虞》：怪兽五彩，尾参于身，矫足千里，儵忽若神。[38] 海德格尔：《林中路》，扉页题记，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并引杨氏之说：（大禹功德）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间然之有。传统的时间观念基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分，过去决定了现在，现在决定了未来。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16] 这并不是说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没有时间观念，而是说时间这个特定词语是来自对于佛教时间观念的译介。[41]《老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11] 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译者前言，第11页。然而这就与刹那的意思差不多了。俗说有：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现代哲学社会理论特别是语言哲学转向开始转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注意到词、句的各种显-隐二重性（海德格尔）。所谓法治必须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超越人际关系，作为神义的代表只同罪打交道，在法治面前，人原则上都是有罪的，只有在罪行的实证上确认有罪无罪的区分，根本没有罪性的反省上擅自罪与非罪的区分，此之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此种表达法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古典理论是合拍的，它们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马克思早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有一种梦幻的本质，他们从简单再生产的无限重复中想象出人的本质的完美无缺，而这种简单再生产刚刚开始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离。与恕字相关者宽亦有三处： 一处论语集注卷九阳货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

注意到主词的非实体指称的索引性和隐喻性（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戴维森）。事实上，二十世纪成为标志，僵硬的主词倒台了，现行的主词至少都有一种开放边界的姿态。也就是说，仅有世俗真理的政治后果的功利性反省是不够的，还必须反省到世俗真理的存在之维、语言之维和超验之维。前两者已表明了天的道德性：至善与惩罚（尽管微弱）。

它构成诸主词必须自我审视的模态句：只有宽容到‘非W才可能实施‘W。例如主谓宾结构就隐含着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诸主词的背后，宽容似有一个更宽容地宽容之位格。二、儒学《论语》中的恕道 ［例二］ 甲：太不象话，日本的教育，对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不但拒不忏悔，还拒不承认。

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颜、曾二子最得孔圣人真传。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六经注我无非是新儒家种种。格物就是使心知至而穷物之理，是以大学始教。

在现实的意义上，一个恕字才是真能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道，忠则是难免中空而夭折的。〉 孔圣人就这样将天理人伦化了，即天人合一于人，超验的间接主使自然已相当弱化和淡化，几乎形成不了持久的张力。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但在儒学家传中引起了很大的纷争。所以服人的，不是如此次第违道不远，而是权力与伦理习俗的互为再生产造就了人的经验定式，历史的惰性也在其中了。在古代，或许这是好事。

但实践上推行艰难，主要表现不外有四：（1 ）不相容者之差异的不平等性--价值。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因而宽容自身的模态化试探着主词的偶在性或悖论性，再加上不得不屈居宾格的宾格们也都有觉醒之势。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只属于自由民，不属于奴隶。

也就是说，我，儒者，和儒者所在的我之位格，并非同一，位格显示出偶在的悖论性特征，我与非我皆隐含其间，我不再能独断地坚持自我同一于位格上，即不能将宾词同质化于我（主词）。可图式为： 格物--修身--治国 对应：天命自明--固本自新--笃行至善 中项都是以修身为本，后者旨在尽己独善其身为忠之大本，前者旨在推己兼济天下为恕之达道。

请别小看这些变化，不过一些语法花样，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攸关，是现代人的可居住的家园。之三止于至善是作为合题的目的，为使民坚定不移地按知本而笃行于至善。《论语》（四书五经第三种论语章句集注朱熹注）直接提恕字有四处： 一处论语集注卷二里仁第四，子曰。丁：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悔过自新，或许是可思议的。

孔圣人一生没参悟透也没驾驭住的就是这像神鬼一样多变的权与利二力所生之乱。孔圣人把自己一以贯之的道说得井然有序： 甲、大学之道。

小人做不到，可顺其自然，反正是小人。那些相伴随的悖论句式、反讽词义，要么视为谬误，要么当作玩笑，从不纳入正经。

只有它们才能以宗教罪的形式把自己所招致的世俗真理对内对外的道德罪承担起来。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只是家国（家即国，家天下）范畴意义下的私民。

总之，儒学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化中没有二元张力的偶在性与生动性。尼采说的现代人畏触病，我们的祖先早就犯焉，所谓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许多反常越轨的事一定是不能触的，界限祖宗早就定好了。行文中，一段用我代表W，以示主词状态：我宽容你。六经注我的我自以为伸张了我的自由，庶不知这自由已是被六经注定了的自由，我充其量只是给六经翻个新而已。

），几乎代表了中国正统思想家的思想方法。二是我与动作的同一性，即动作总是内在于我的，我教育…意味着我受此教育，我杀…，杀已在我心中了，等等。

但在圣经新约中用大量的圣言即上帝之剑斩断了神与世俗伦理的任何血缘关系，罪即是绝对的界限。没有他们或类似他们这样的思想家的怀疑批判，要想完成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朱熹认为心与物之间共有一理，心之灵知即理，无非强调了一下心格物的理知形式。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治人者治于人（舟水之喻）。